1919年，巴黎時髦的茶敘
“茶為國飲。”中國人喝茶喝了1000多年后，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，歐洲商船到了中國，中國茶才進入西方，茶葉才傳入西方，茶入西方的身份最先還是“毒藥”，后來才成為大眾健康飲品。
1890年英國木刻版畫《公園里貴婦和小孩的茶飲 》
茶為何物：直叫人“以茶試毒”
“茶之為飲，發(fā)乎神農(nóng)氏?！敝袊兄凭玫牟枞~飲用史。而茶作為商品的記載，到了西漢時才出現(xiàn)。
《僮約》一文，有兩次提到茶，就是“膾魚氰鱉，烹荼盡具”和“武陽買茶，楊氏擔荷”。《僮約》的作者王褒，是西漢著名的文學家，《僮約》雖是消遣之作，但是它在不經(jīng)意間為中國茶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?！芭胼北M具”就是煎好茶并備好潔凈的茶具，“武陽買荼”意為到武陽(今彭山縣雙江鎮(zhèn))買回茶葉。
從茶史研究的角度，茶葉能夠成為商品買賣，說明在西漢時，飲茶已經(jīng)相當盛行。中國茶葉又是什么時候傳到西方的?
100多年(1868—1872年)前，一個名叫李?；舴业牡聡?，在中國大地上進行過7次考察，他的足跡遍及當時18個行省的13個。在他的《中國——親身旅行和據(jù)此所作研究的成果》一書中，他把古代從東方向西方輸送絲綢的通道稱為“絲綢之路”。“絲綢之路”成為古代東方與西方之間文化交流的代名詞。之不過讓人納悶的是，在西方并沒有中國茶的記載。
歐洲最早出現(xiàn)“茶”，是在1559年，威尼斯商人拉莫修撰寫的《航海記》一書中，首次提到了茶葉，這與王褒的《僮約》相差了1500多年。在這1500多年的時間里，在西方的文獻中找不到一個“茶”字，更說不上茶葉的交易和消費。在《馬可波羅游記》中，我們也看不到茶葉的只言片語。
1606年，荷蘭人首次從茶葉輸往歐洲。但在此后的100多年間，茶葉并沒有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。1704年英國商船“根特”號在廣州購買470擔茶葉，價值14000兩白銀，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%，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，是茶葉價值的好幾倍。
1716年，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(mào)易的重要商品，兩艘英國商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，價值35085鎊，占總貨值的80%。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后，歐洲茶葉消費迅速增長，茶葉貿(mào)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(mào)易公司盈利最大的項目，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羅伯特·康斯登說:“茶葉是驅(qū)使我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，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?！鼻宕ｊP(guān)總稅務司赫德在《中國見聞錄》一書中寫道:“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――大米;最好的飲料――茶;最好的衣物――棉、絲和皮毛?！?/p>
在品茗的歷史中，俄國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幸運得多。1638年，一名叫斯特拉科夫的沙皇俄國使者受命前往蒙古拜見可汗，貂皮作為晉見禮?？珊瓜蛏郴驶刭?00包中國茶葉。當時沙皇使者對茶葉一無所知，他將茶葉帶回了圣彼得堡，沙皇命仆人沏茶請近臣品嘗，入口有奇香。從此，俄羅斯人開始了其漫長的飲茶史。
18世紀，英國對茶葉等奢侈品征收重稅，走私利潤巨大，以致不少水手鋌而走險。一位名叫羅伯特·特羅特曼的商販，就因走私茶葉被打入死牢。
時至今日，不少史學家仍常常在徘徊于他的墓前，抄下墓碑上的銘文，上面留著羅伯特·特羅特曼臨終前的一句話：
“一點兒茶葉，我偷的不多。上帝啊，我的血流得冤枉。一邊是茶葉，一邊是人血。想想，就因這殺死了一個無辜的兄弟!”
如果說英國的羅伯特·特羅特曼死得有些“冤”的話，那么瑞典的孿生兄弟“喝茶免死”就顯得“搞笑”了。
1772年，瑞典一大臣向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報告，從遙遠東方傳過來一種神奇的樹葉，說是可以作飲料，但人們擔心飲用這些東西會被毒死。國王靈機一動，他讓人把一對被判死刑的孿生兄弟押進皇宮，命令他們:“一人每天飲茶，一人每天飲咖啡，即可免去死罪。”60年后，飲咖啡者因病過世，再過了10多年，飲茶者無疾而終。隨后，茶開始在瑞典流行。
1892年德國木刻版畫《一杯中國茶》
茶從何來：紅茶綠茶“另有種乎”?
從十六世紀西方接觸茶算起，在三個多世紀中，茶葉一直被疑為有毒之物。1664年，東印度公司向英王進貢茶葉后，追求時髦的貴族婦女紛紛仿照王室試飲起來，可她們擔心茶葉有毒，于是飲茶之后要喝白蘭地“排毒”。
歐洲人開始飲用茶了，但在歐洲大地上依然找不到一株茶。
茶是怎么生產(chǎn)出來的?歐洲人一直不解，原因是中國不允許歐洲商人進入內(nèi)地，茶葉是如何生產(chǎn)出來的，他們不得而知。東方茶引起了西方人的極大好奇。1560年，葡萄牙人克魯茲喬裝打扮混入商人隊伍中，他來往于中國貿(mào)易口岸和內(nèi)地，歷時4年，他才搞清了茶的來龍去脈。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入了《中國茶飲錄》，這是歐洲第一本介紹中國茶的專著。
從克魯茲開始，不少西方探險家打起了中國茶的主意。1848年，受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，“植物獵人”福瓊來到中國考察。
福瓊也經(jīng)過了一番喬裝打扮，穿上了中國衣服，弄了一條假辮子。后來，福瓊在他《茶國之行》中詳述了這次冒險經(jīng)歷。
在一家小旅店的花園內(nèi)，他發(fā)現(xiàn)了一株從未曾發(fā)現(xiàn)的植物。他從容不迫地走進客棧，在一張桌邊坐下，點了酒菜。吃完飯，福瓊又慢條斯理點上中國煙斗，對店主說:“這些小樹真漂亮，我從海邊來，在那里看不到這些小樹，給我一些種子吧?！鄙屏嫉牡曛鳚M足了他的請求。連哄帶騙，福瓊從江浙一帶收集到了大量的茶樹標本和種子。最后他將23892株茶樹和大約17000粒茶種到了印度，并帶回了8名中國茶工。
福瓊的中國之行還為西方人解開了一個迷團：長期以來，他們一直以為有綠茶樹和紅茶樹之分，而福瓊告訴西方人，綠茶和紅茶的區(qū)別，在于制茶工藝的不同。起初受到了公眾的嘲笑，他請印度茶工在英國公眾面前手工制茶，親自驗證后才得到了認可。
福瓊的中國之行，無疑是世界茶史上重要的分水嶺。不久，在印度的阿薩姆邦和錫金，茶園陸續(xù)涌現(xiàn)。到十九世紀下半葉，茶葉成了印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。從1854至1929年的75年間，英國的茶葉進口上升了837%，隨后，“立頓”紅茶在全球飄紅，至今依然占據(jù)世界茶葉第一品牌位置。相對應的是，中國的茶葉國際貿(mào)易量的急劇滑落。
1901年荷蘭發(fā)行的明信片《請品中國茶》
食而不化：探秘藏茶“個中滋味”
面對茶葉這片神奇的“綠色黃金”，19世紀下半葉，英國商界迫切要求打開中國西南門戶，目光放在了西藏茶葉消費市場上。又一個英國人來到了中國，他的目標就是川藏茶馬古道，尋找一條在中國和印度之間更短更直接的茶葉貿(mào)易通道。
這個英國人叫唐古柏，1867年，唐古柏也進行了一番喬裝打扮，他計劃考察路線是成都—雅安—康定—巴塘—印度。由于受到中國政府的抵制，他走到巴塘受阻，只得沿路返回。雖然考察沒有成功，但他發(fā)現(xiàn)了藏茶。在他的《蓄辮著袍的英國貿(mào)易先鋒游記——溯長江而上的探索之旅》一書中寫道：
“在進入通往打箭爐的峽口處，我們超過了一隊將近200人的從雅州運茶到打箭爐的隊伍。在路上我已經(jīng)發(fā)現(xiàn)過有著數(shù)百人的長長的運輸茶葉的背夫。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腳下的大渡河岸邊的羊腸小道上，長長的運輸隊伍的側(cè)影看上去猶如一道風景線?！?/p>
唐古柏考察的路線，正是古已有之的川藏茶馬古道。清同治年間，從雅安入藏的茶葉數(shù)量達110000引(1引=100斤)。這上千萬斤的茶葉入藏，全靠人力背運至康定后，再由馬馱入藏。
茶葉是藏族人不可缺少的東西，因而也是川藏貿(mào)易最重要的商品。唐古柏設法從客棧老板那里打聽到藏茶的制作過程，他對茶葉的產(chǎn)地、采摘、工序、單價、銷售分別作了詳盡的描寫，為印茶仿制雅安藏茶提供了精確的參考數(shù)據(jù)。
唐古柏認為，在印度阿薩姆邦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坡地上種植的茶葉，就能夠取代中國內(nèi)地的茶葉而占領西藏的市場。一旦印度茶葉入藏，印度茶葉在與雅安茶葉的競爭中可輕易獲勝。
盡管印茶較雅安藏茶低廉，但印茶并不受西藏人民歡迎，因為印茶在“口感”上也不被西藏人所接受。從1870年后，英印政府不斷地派人雅安、打箭爐一帶考察川茶種植和藏茶貿(mào)易。唐古柏考察的價值在于向官方提供了有關(guān)雅安邊茶入藏的詳細情況和相關(guān)數(shù)據(jù)。但在生產(chǎn)加工上，還缺乏“技術(shù)”支撐。
1905年，又一個叫哈奇森的英國人出現(xiàn)在雅安街頭。他以雅安為中心，考察茶山(蒙頂山)、茶路(茶馬古道)、茶城(雅安、打箭爐)、茶人(吳理真)、茶事(蓮花山會)等。在他的筆下，蒙頂山茶產(chǎn)區(qū)的概況和歷史、管理和稅收、生產(chǎn)和加工、運輸和銷售等內(nèi)容全部囊括，他們還考證了吳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園七株茶樹的來歷，哈奇森稱吳理真是“雅州茶行業(yè)的守護神”。
哈奇森的《供應西藏的印度磚茶：四川任務報告》考察報告，為印茶入藏提供了茶樹栽培及磚茶生產(chǎn)加工技術(shù)依據(jù)。時至今日，印度茶業(yè)依然重視當年文獻資料的價值，2013年，印度一出版社重印了此書，并公開發(fā)行。
在史海中打撈碎片，還原中國茶走向世界的過往，為我們打開了一道“認識自己”的獨特窗口。這對于中國茶的復興，以及以茶文化為代表的生態(tài)文化旅游融合發(fā)展，無疑有著巨大的作用。
(本文作者為雅安日報社記者高富華)
來源：茗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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